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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0期 作者：高涛 原题：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代理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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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6 05: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