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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乘飞机离开祖国，是冒用了西园寺一晃先生的日本护照，到了埃及被关押，罪名之一就是“盗窃他人护照”。然后来到德国，户口证、居住证、身份证全无，如果不是我进入了大学，恐怕连德国也待不下去。我以那样的方式里离开了中国，户口册上只怕早已被注销，中国国籍是没指望保留着了，自然也不会有护照。起初的几年，我没有在意这件事，因为德国不像中国那样没了身份证件就寸步难行。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变成了困扰我的大事。
1977年的夏天，一个曾在德国留学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朋友欧盈源邀我到印尼去玩。我当时拿的还是驻开罗的德国使馆给我办的外国人旅行证——Travel Document。印尼驻汉堡总领馆把我的证件翻来覆去看了看说：“这是无国籍护照，我们不能给签证。”陪我同去总领馆的一位印尼人朋友，与总领事认识，他们用印尼话唧唧咕咕说了好多话，然后拉我走出领馆说：“总领事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你到雅加达以后，塞给关卡一些钱，他们也弄不清德国护照和旅行证的区别，也许会让你蒙混过关。”
能去印尼这个国家看一看，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决定试一试。果然，在会说印尼文的欧夫人陪同下，我居然蒙混过关，进去了。第二天，欧盈源就帮我到雅加达外事局，又花了钱，补办了手续。我想，我既然已经花这么多钱来到亚洲，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到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游呢？谁知到吉隆坡机场，被马来西亚边防拒绝；在泰国机场，边境警竟怀疑我有特务嫌疑，又盘问、又搜身，我感到受了人格的侮辱，和他们争吵起来，差点被他们拘捕，幸亏有珮春在旁边护驾解了围，才免让我受二遍牢狱之灾。
郁郁不乐地回到德国，总感到这口气咽不下去，我堂堂七尺汉子，在大学任教，门下学生数百，竟然因为我的无国籍证件，处处受此屈辱和刁难。我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无国籍游民，这残身也不知道能依附在哪里，真可谓“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就在我拿到终身职后没这多久，大学系办公室我的邮箱里接到汉堡市政府移民局的一封来信，信中问我已经拿到大学终身教职，是否有意加入德国籍？我一开始读到此信后，很不是滋味。我一直认为，我生是中国人，死，我也愿做中国鬼。加入德国籍，我还有什么脸见母亲？但是和几个中国朋友、包括找赵先生讨论后，他们都认为，拿一本德国护照改变不了我们皮肤的颜色和容貌。但是，有了它，出国交流和旅行起来方便得多。更何况，我目前无国籍，想想我在东南亚诸国过境时的待遇，我很快回信接受了。真没想到，当我获得了德国正式公民身份和获得大学终身职以后，我的工资、福利补助、健康保险、养老退休金等等的手续也都办得顺风顺水。自此以后，我这几十年来，从来不担忧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国家补贴未汇到自己的银行账号里。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们。
德国汉堡，二月的风还带着寒气，办完了国籍手续的我走在大街上，浑身不停地战栗，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所攫住！从今以后，遥远的东方那块生我养我的古老土地，一下子与我断了血脉联系。我的心残缺了一角，那将是永久的无法弥补的残缺啊。我拿到了德国国籍，从形式上似乎有了归属感，可在心灵上，我却有一种强烈的被抛弃之感，你有了德国籍，可又有谁承认你是德国人？你自己也不会承认啊！我一心所向的故国啊，却不能回去。我的心隐隐地在流血：我亲手斩断了我与祖国的联系，可我是迫不得已的啊！
关于我出走德国的传说，在德国也有好多“版本”。最极端的说法，就像我在本书前几章已叙述过的：我是中共训练的最高级特务，中英德俄语、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是用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送到西方，窃取西方情报的；也有说我逃离中国，是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在后面撑腰的结果；还有的说，这个姓关的出来，不反中共，有时还替他们说好话，肯定里面有名堂。
每每遇到此种情况，我一般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愚谦，当年你在国内挨整的时候，你没有权力反驳，也不能保持沉默，你必须检讨自己，承认有罪。而现在，你虽然可以出来辟谣，但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沉默是金，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的武器。你一方面沉默，另一方面好好干，做出一番成绩来，也是对那些无稽之谈的最有力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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