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酒桌文化：为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
中国人的酒桌文化：为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劝酒与逼酒
历史久远的文化现象酒有悠久历史 劝酒自古有之在中国，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汉字成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很多典籍中都有关于酒和饮酒文化的记载，酒文化深入中国人的血脉深处，影响深远。《诗经》中有20多处提到酒，酒被赋予了礼仪、社交、休闲等含义，体现了特定的宗法秩序以及人伦关系。还有很多典籍专门讲酒，如西周的《酒诰》，西汉的《酒赋》《酒箴》，东晋的《酒诫》和初唐的《酒经》《酒谱》等等。可见，酒很早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清朝时期，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国早期的劝酒风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严格地说，劝酒源于敬酒，而敬酒是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俗。敬酒是有社会等级区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等。敬酒首先是下对上的互动，相对没有强制性。但，上对下的互动，可称作回敬，也可以是主动敬，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最早的劝酒多来自上对下的敬酒。尤其是从家过度到国，这种伦理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政治语境下的强制性劝酒案例，有些妙趣横生，但也有很多案例异常残忍，让人毛骨悚然。打杀胁迫 劝酒的极端三国魏晋时期，中国喝酒风气很盛，而劝酒风气更盛。《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十足的酒鬼。自己喜欢喝酒，更喜欢劝酒。每次召集军官喝酒，都要大家一口闷。谁不喝，就打谁一百军棍。下属曹豹不会喝酒，张飞大怒，要打他一百军棍。众人求情，张飞才抽他五十鞭子了事。相对于张飞，刘表算是比较温柔的，曹丕在《典论》里记载，刘表大宴宾客时，身边放一根长木棍，木棍的顶端安放一枚长针。如果哪位宾客喝多了，爬到桌底下睡觉，他就拿针扎人家屁股，扎醒后命其继续喝。如果说张飞、刘表的劝酒更多属于个人行为，而曹操、孙权等人的劝酒就有了很强的政治含义。据《三国志》记载，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很高兴，开宴会请大家喝酒。曹操在前面敬酒，典韦拿着大斧子紧随其后。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那架势的潜台词是：“你喝不喝？不喝爷爷砍了你”。相比曹操，孙权也没好哪儿去。在一次宴会上，孙权逼大家喝酒。虞翻假装喝醉，倒在地上，当孙权要离席的时候，他爬起来就要溜。孙权大怒，拔剑就砍。要不是身边人拉住，虞翻的脑袋就落地了。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那架势的潜台词是：“你喝不喝？不喝爷爷砍了你”。图片来自网络。中国历史上逼酒最绝的算是西晋的石崇。据《世说新语》记载，石崇经常宴请达官贵人，并且喜欢劝酒、逼酒。他的绝招是，让家里养的美女给客人敬酒、劝酒。如果哪位客人没喝干美女敬的酒，他就吆喝家丁，把美女的人头割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客人碍于人命关天，不得不多喝，直到酩酊大醉。后来在东晋担任大将军的王敦偏不信这个邪，无论美女怎么劝酒就是一滴也不喝。石崇毫不犹豫地连续杀了三个美女，以逼迫王敦喝酒。
酒是政治液体
本就是政治统治的道具酒为政治而生 自古为官方把控上文提到的极端劝酒案例多发生在政治语境下。因为从被发明那一刻起，酒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液体”。酒具有让人亢奋的性质，在远古时代属于奢侈品，用于祭祀、庆典、战争等隆重场合。古时候，酒被誉为通神之物，属于“圣液”，与国家大事紧密相连。作为超自然的之物，酒一开始是给祖先、神仙享用的。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们饮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厉禁止酒会、宴饮，违令者处死。
中国的礼仪很多源于祭祀，而酒一直是祭祀中最为重要的道具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就是来自酒文化。《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严格规定，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在原始社会，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多为巫师，权力很大。后来演化出了“祭酒”等官职。最早有关饮酒的礼仪与规定是出自帝王家，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酒一开始就被统治阶层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礼仪，以便让统治更为庄严和牢固。所以，酒的生产也是受官方把控的。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是，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拥有、使用等。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周有酒正、汉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唐宋有良酿署。未经官方允许，私自酿造、贩卖酒类会受到严厉处罚。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酒类专卖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会有“国酒”、“国宴用酒”等专称。茅台之所以被赋予了如此高的政治含义，与中国历代政府对酒类的管理与控制传统有关。政治统治的道具 并非大众饮食文化现代人谈到的酒文化更多是饮食文化中的酒文化。其实，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图片来自网络。由于国家政权对酒的高度垄断，所以早期的饮酒也被列入政治活动的内容之一，并非现在意义上的饮食文化。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慢慢自上而下渗透。统治集团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影响深远。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中国人心中。可以说，当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演化过来的，有着政治强制性的阴影。这是中国酒文化与其他国家酒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宗法与权力 高度异化的人际情感从家到国 家庭伦理不过是政治的预演上文指出，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是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道具，后来下移到社会普通大众生活中。这个过程极为漫长，但也影响深刻，最终高度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在中国，除了皇家法律系统外，社会与家庭的伦理和礼仪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不对等的，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是这样。
所谓“国家”不过是“家”向“国”的延伸，“家”是“国”的迷你版。
两者不过是换了身衣服，内核还是一样的。国家讲究的秩序与原则，反映在家庭里，就是家庭伦理与礼仪秩序。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过是宫廷、贵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体现罢了。酒文化带来的规则与礼仪，折射了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要通过家庭环境反复演练，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规则，以便进入社会后，都能够对号入座。这些都是潜在的规则，所有人都遵守，但全都心照不宣。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图片来自网络。政治潜规则 蔓延到社会各角落家庭规则与社会规则合流，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政治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告诉我们，人要时刻守规矩，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可乱说话，不可乱做事，不可乱动，不可乱想。人在踏进社会之前，已经被这套思想完全禁锢了。“规矩”与“礼仪”的背后是不平等，是专制权威，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所以，在喝酒的过程中，如果有权力、地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对位高的人来说，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对位置低的人来说，不喝就是不懂规矩。
你不尊重别人的位置与权威，也就相当于不给别人面子。
在中国，面子是典型的权力产物。这种权力可以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隐形的权力，比如年龄、职位、身份等。所有不对等的关系，都会产生面子。所有不对等的敬酒、劝酒、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即便是国际化的今天，这种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国血脉深处，时刻发挥着巨大的威力。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政治潜规则中尤为明显。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有一天，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很高兴，请同僚们喝酒。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无论他怎么劝，怎么说，王安石就是不喝。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了台。包拯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竟然公然违抗自己。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但王安石却违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潜规则。04劝酒文化是糟粕 解决应从体制着手劝酒文化 毒害社会风气在当代中国，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严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风气相对弱一些。如，河南、西安等传统政治中心，以及北京及其周边的东北、山东、河北等省市地区，劝酒、逼酒的风气极为盛行，因为逼酒构成刑事犯罪的不胜枚举；江浙岭南一带，劝酒风气相对弱很多。
与古时候一样，现在的敬酒、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多发生在官场、商场。
酒桌上的劝酒、敬酒、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处处险象环生。为了混迹这些酒场，中国人练就了虚伪、阴险、狡诈的应对手段，做出了很多极为庸俗的行为。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政治强制性弱了，但却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的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是经济政治行为 应从规范上梁开始即便是当代中国，酒与酿酒产业依然是政府把控的产业。当代酒文化有着政治的烙印。改革开放之前，酒还是奢侈品，要凭粮票领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酒才慢慢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由于需求旺盛，中国酿酒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头号产酒大国。很多地方将酿酒当场支柱产业，如中国最为贫穷的西南地区占据中国白酒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从世界范围看，文明程度相对高的国家，酒的市场占有率则相对低，所以中国的酒产业折射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落后。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图片来自网络。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也有政治烙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体制内出于政治活动的考虑，有特供酒。酒一直在“三公”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体制内的喝酒、劝酒、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是强制性的行为。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有着难解的关系。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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